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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时隔两年再发新声明 对于全球气候治理意味着什么?

作者:   来源:中国环境   时间:2023-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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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环导航网讯11月15日,中美两国发表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此时发布联合声明传递出哪些讯息?对于全球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有哪些意义?如此丰富的内容中有哪些亮点?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迎。

中国环境报:习近平主席日前抵达美国旧金山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同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也将于11月底举行。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中美两国发表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传递出哪些讯息?

陈迎: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非常值得关注。中美都是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成员,此前曾就气候治理发表过多次声明。从历史经验来看,每到气候谈判的关键时期,中美通过联合声明,都对推进国际气候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COP21之前,中美就曾发表三次联合声明,从而促成《巴黎协定》的签署。

但之后,从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到拜登政府重回《巴黎协定》,美国气候政策的波动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造成了不利影响。将于11月底举行的COP28是非常关键的一次会议,《巴黎协定》其中一项机制是5年开展一次全球盘点,而今年的COP28就是要开展首次全球盘点,可以说全球气候治理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而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中美两国的关系也比较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发布的中美联合声明,说明两国在努力克服分歧,气候变化是可以合作的领域。也就是说,一方面可以推动中美关系的缓和,另一方面也在推动国际气候治理的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说,气候变化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风向标,双方关系回暖时,往往是从气候治理领域开始的。

中国环境报:与2021年4月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2021年11月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相比,此次阳光之乡声明有哪些值得特别关注的地方?

陈迎:阳光之乡声明在开篇就提到,“中美两国回顾、重申并致力于进一步有效和持续实施2021年4月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和2021年11月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我认为这句话有几个关键词——回顾、重申、有效、持续实施。开篇这句话为中美气候合作定下了基调。

2021年1月拜登上台后重返《巴黎协定》,4月的声明是为4月22日“领导人气候峰会”预热,美国试图重塑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11月的声明是在英国格拉斯哥COP26大会期间,给世界一个“意外的惊喜”,促进气候谈判形成成果。从2021年11月到2023年11月,中美关系一路下行,几乎是至暗时刻,也正因如此,中美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在这两年中基本没有进展,甚至一度中断气候磋商。而中美气候合作停滞,对全球气候治理都是巨大的损失。21世纪20年代是关键十年,我们已经浪费了两年,所以阳光之乡声明开篇就提到,要抓紧时间推进和落实前面这两个声明。

再看第二段,“中美两国认识到,气候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日益显著”,这说明中美两国共同认识到全球面临的气候危机相比两年前更加严峻。今年7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7月,全球月平均气温首次升温超过1.5℃,极端高温、洪水、干旱、野火等灾害在全球范围内频发,中美也遭受很多极端气候事件的不利影响。中美两国对这一事实达成共识,这也是未来开展合作的重要科学基础。

第三段提到“中美两国致力于有效实施《巴黎协定》及其决定,包括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和沙姆沙伊赫实施计划”,这是一种表态,传递出两国要携手有效实施《巴黎协定》形成的成果。

第四段提到中美两国决定启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相当于是推进中美两国开展气候合作的组织保障。其实成立这个工作组是2021年《中美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中的任务,可惜两年来并没有进展,希望这次可以真正推动起来。

工作组将聚焦的合作领域中,提到了甲烷,这个也值得特别关注一下。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美国非常关注甲烷减排的问题,在《中美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中有专门一段。前几日,生态环境部联合有关部门印发了《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这是我国第一份全面、专门的甲烷排放控制政策性文件,也是落实《中美格拉斯哥联合宣言》的具体举措,为此次声明做的一个铺垫。

中国环境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发布联合声明,对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气候危机,有哪些重要意义?

陈迎:COP28召开在即,中美声明在最后用了非常大的篇幅为推进COP28表态,传递出的信号和积极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每次的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能不能形成成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能不能在之前达成一定共识。此次联合声明就是中美两国的共识,声明中提到的能源转型、适应、甲烷、资金、全球盘点等都是气候谈判的重要议题,有助于后续各国在磋商时能够提高效率,为推动COP28取得成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长远来看,中美加强气候合作,对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气候危机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美国气候政策因为党派之争摇摆性很大,关键还是要看之后的具体行动。

中国环境报:阳光之乡声明中提到,中美两国将于COP28之前及其后在工作组下重点加速8个方面的具体行动。您认为这些具体行动中,哪些是非常有亮点的?

陈迎:8大行动每个都很重要、都有亮点,都是中美双方共同感兴趣的,也都有一定合作的基础,可以说前景广阔。

在能源转型方面,中美两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势头都很迅猛,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后,政策推动力度很大;而在美国,市场的作用更为显著。特朗普政府时期曾大力扶持煤炭产业,但没发展起来,因为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和成本快速下降,煤炭与之相比并没有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两国在能源转型方面有很多合作的空间。

此次声明在循环经济和资源利用效率方面,提到中美两国决心终结塑料污染,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对抗塑料污染的首个全球公约目前正在谈判阶段,还没有结果,中美声明关注塑料污染问题,对于全球环境治理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治理塑料污染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防治海洋污染、应对气候变化等都密切相关。塑料的难降解会造成海洋污染,会对动物造成伤害,微塑料会影响人类身体健康,而且塑料本身是石油化工制品,也与碳排放相关。可以说,从源头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既减污,又降碳,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要领域。中美双方能够在这方面达成共识、共同推进,对保护地球很有意义。

地方合作也是一个亮点。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有着不同的立场和想法。美国气候政策经常因为政府更迭而改变。但是,美国政府更迭影响的主要是联邦政府的政策,各个州具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和立法权。比如加州,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时期,都一直积极实施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加强中美地方层面的合作,有利于稳定中美关系,推动中美气候领域合作,应该积极鼓励,而且也大有潜力。

中国环境报:声明第二十三条提到,“中美两国将积极参与巴黎协定首次全球盘点”,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何为全球盘点?对未来全球气候治理有哪些重要作用?

陈迎:《巴黎协定》规定各方以“国家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模式,各国自己提出行动目标。与《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的模式相比,更有灵活性,是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但当前即便各国都能完成各自的目标,距离《巴黎协定》温控目标还是有较大差距。《巴黎协定》还有一项重要机制就是规定每5年进行一次全球盘点,缔约方对气候治理力度、协定落实情况和合作进展进行回顾,梳理总结,找出差距和努力方向。此次中美声明提到积极参与全球盘点,是为了即将在COP28开展的这项重要工作定调。

实际上,全球盘点不仅要盘点温室气体减排情况,还要盘点资金提供是否到位,各国气候适应情况如何等。实际上,全球温升1.5℃已经近在咫尺,世界气象组织(WMO)在今年5月发布的预测,未来5年(2023—2027年)至少有一年平均气温暂时超过1.5℃的概率超过66%。1.5℃可能触发更多的气候系统关键要素超越临界点,引发更大的气候风险。超过1.5℃后,适应气候变化的压力更大,资金需求也更紧迫。因此,全球盘点应该是一个全面的盘点,目标是为了人类社会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环境报:中美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发达国家,声明第二十一条提到“重申国家自主贡献由国家自主决定的性质”,您是怎么理解这一条的?

陈迎:强调这一条是有必要的。国家自主贡献是《巴黎协定》的核心制度之一,“自下而上”,各缔约方依据自身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自主决定未来一个时期的贡献目标和实现方式,并结合全球盘点,鼓励各方不断努力,提升行动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决不受他人左右。”这一表述就在强调国家自主贡献要由国家自主决定的性质。

全球气候治理,公平是重要基石,要充分尊重各国寻求符合本国国情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COP28进行全球盘点之后,肯定会发现各方面都存在差距,不仅是巨大的减排差距,适应、资金、能力建设、国际合作等方面可能都不尽如人意。那么如何弥补差距,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依然是构建公平有效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各国对于公平的理解不同,加强沟通和政治互信是国际合作的关键。搞排他性的小圈子,搞单边惩罚性措施,强加于人,不能解决气候危机,只会破坏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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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迎,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室二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主要作者,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